元朝征日本失败的“神风”传说真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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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时间:2018-09-22 15: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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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人谈及元朝征日本之战,最常提到的便是“神风”。在人们的印象中,元朝两次征伐日本,庞大的舰队、精良的武器原本可以势如破竹,但天佑日本,两场飓风都恰到好处来袭。结果,元军败给了莫测的天威,惨败而回。

这种印象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而更显得真实。战争末期,穷途末路的日本为了对付美国的军舰,发明一种“神风战术”,让飞行员开着装满炸药的飞机,直接撞击美国军舰,美其名曰“一机换一舰”。执行这种自杀任务的飞行员,便被称为“神风特攻队”。之所以名为“神风”,是为了寄托希望:神风曾经拯救过日本,那么就应该能再拯救一次。

因自然力而改变结果的战争,在元朝征日本前后都不乏例证。比如著名的赤壁之战,便有“东风不与周郎便,铜雀春深锁二乔”之说。还有第二次希波战争中的萨拉米斯战役,希腊联军的海军正是利用了被称作“aura”的海风,扰乱了波斯舰队的阵型,奋勇突击,击溃波斯海军。而在日后的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役中,英国皇家海军也是利用加莱海峡的海风施放火船,打乱了无敌舰队的阵型,从而将之击败。

后世的人们,都在津津乐道胜利者的英勇与智慧;对那些自然风,只是作为战胜者充分利用自然力的例证,并不会将战争胜负全归结于天意。其实,所谓尽人事听天命,元朝征伐日本的失败,日本武士奋战的“人事”是主要原因,至于飓风的所代表的“天命”只算是助攻。而之所以后世津津乐道于“神风”,不过是日本为了自我标榜而进行的自我催眠罢了。

“文永之役”

1260年,元世祖忽必烈建元“中统”,虽然还没有确立“大元”国号,但元朝的历史已经开始。而在此时,忽必烈的眼中还没有日本的地位。这年三月,他在给高丽王国的诏书中还说:“今也,普天之下未臣服者,惟尔国与宋耳。”

至元二年(1265年),高丽人赵彝等对忽必烈进言,说日本国可通,应该择可奉使者前去招降。忽必烈这时才知道东方海外还有一个日本国,于是在至元三年八月,命兵部侍郎黑的,礼部侍郎殷弘为国信正副使,带着国书出使日本。

黑的与殷弘到高丽后,高丽护送官建议海上风浪太大,还是由熟悉航海的高丽人前去传达旨意比较好,便派起居舍人潘阜前往。

此时的日本,是镰仓幕府时代,天皇至高无上,但无任何实权,幕府将军是武家栋梁,却也只是傀儡。真正的掌权者是第一代将军源赖朝的岳丈北条家,称为“执权”,所谓“天皇之权在将军家,将军之权在北条家”。可无论天皇、将军、执权,对于大陆局势都是一知半解,将潘阜扣押了六个月,不做任何回复。

黑的等人等了好久,直到潘阜回来才知道日本如此无礼,可还是觉得可能是高丽人办事不力、没说清楚。于是,又在至元四年九月,亲自带着使团和国书前往日本,在对马岛上岸,将国书呈交当地守护(相当于太守)少贰资急,由他转交给日本镰仓幕府。

这封国书写得相当客气,通篇都讲“讲信修睦”的道理,认为双方应该在日本称臣的基础上“通问结好,以相亲睦”,但在国书结尾发出了如果拒绝便会“以至用兵”的威胁。

自古以来,日本就基本游离于中国传统朝贡体系之外,不愿也不曾成为“天朝”的藩属国。早在隋朝大业三年(607 年),在给隋炀帝杨广的国书中就有“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”之语。即使唐朝时疯狂的派遣遣唐使学习唐文化,却也并未作出臣服的表示。面对忽必烈的挑战,日本直接表示:“国书内容十分无礼,不必回书。”

若是在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时代,日本装聋作哑的举动可能早就遭到武力打击了,但忽必烈此时已经不再是讲究开疆扩土的“世界征服者”,而是讲究秩序建设的“世界统治者”。没得到日本回应,忽必烈便又派高丽经略使赵良弼前往日本宣谕。日本干脆将赵良弼扣押了近两年,并派使臣回访,拒绝称臣修好。

既然修好不成,只能付诸于战争。至元十一年(1274年),忽必烈在高丽建立征东行省,正式筹措对日作战。当年十月,以忻都为都元帅,洪荼丘、刘复亨为左右元帅,统帅蒙汉军两万五千人,高丽梢公水手六千七百人,共三万九千七百人,乘坐战船九百艘东征日本。元军舰队,以千料舟、拔都鲁轻疾舟、汲水小舟组成。所谓“千石战船”,即主要用于运载东征军将士的排水量较大的主力战舰;“拔都鲁”是蒙古语勇士之意,所谓拔都鲁轻疾舟,即舰队航行时负责主力战舰周围的警戒、联络,到达岸边时用于抢滩登陆的小型快艇,功能类似于现代的冲锋舟;“汲水小舟”,即主要用于储备淡水、粮草、军械等后勤物资的运输船。

东征军以强大的攻势接连攻下了对马岛、一岐岛。日本对马守护代宗助国、一岐守护代平景隆分别以八十骑和百余骑迎战,全部战死。东征军破岛之后,“肆行杀戮,获妇女以索贯手心,系于船侧”。日本太宰府收到了对马、壹岐二岛失陷的消息后,立即上报了镰仓幕府和京都朝廷。

东征军在博多湾沿岸的博多、赤坂等地登陆。镰仓幕府受到了极大的震撼,发出了紧急动员令,急令各地守护武士按照事先指定的防御计划,迅速整备兵马向博多湾、大宰府等北九州沿岸要地集结迎战。日本九州的武士,甚至神社佛寺人员都争先恐后赶赴战场,与登陆的元朝东征军大战于博多湾。

数百年未与其他文明发生过战争,日本武士的战术还是比较原始的“一骑讨”战法,即由高级武士带着自己的家臣发动冲锋。而元军中以骑兵分散突击为长项的蒙古军很少,主力是汉军,讲究排阵迎敌,“诸将凭高鸣鼓,指挥兵士,进退应鼓声。敌有陷阵者,则围而击之”。同时,元军还使用了其横扫欧亚大陆的重型武器“铁炮”,即弹射火药弹丸的投石机。日本人从未见过这种先进武器,将之形容为“飞铁炮火光闪闪,震声如雷,使人肝胆俱裂,眼昏耳聋,茫然不知所措”。

井然有序的阵法,威力强劲的铁炮,让日本武士损失惨重。但在战斗力如此悬殊的情形下,日军悍不畏死,持续不断发动进攻。日军终于使得元军“官军不整,又矢尽”,难以保持阵型,火药和弓箭都用尽,被日军冲入阵中展开白刃战,副元帅刘复亨都中箭落马负了重伤。见战况不利,元军元帅忻都下令退回船上进行休整。

岂料,当晚突然刮起了猛烈台风,元军船只被倾覆二百余艘,落水淹死者不可胜数。

第二天,当日军又来交战时,发现海面上已经空无一船,只有随波漂流的尸体和碎木,待到抓到了幸存的元军俘虏后才知道,元军遭受台风死伤过半,其余已经撤退回国了。日本大喜若狂,举行盛大的庆功仪式,因为这一年是日本年号的文永十一年,所以被日本人称为“文永之役”。

日本欢欣鼓舞,元军这边却是凄惶无比。大军在遭受台风打击后好不容易撤回本土,只剩下一万三千五百人。

“文永之役”元军失败的原因,七百多年以来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是东征舰队遭遇台风,直接导致溃败而归。但真相究竟是否如此呢?若翻阅当事的元朝、日本、高丽三方的史料可以发现,相关记载分歧很大。

据《元史·日本传》记载:“(至元十一年,1274 年)冬十月,入其国,败之。而官军不整,又矢尽,惟掳掠四境而归。”一点没有提台风的事。在日本方面的《勘仲记》中则记载:“或人云,凶贼船数万艘,浮海而至,俄尔逆风吹来,吹归本国”,只提到台风把元朝舰队吹回了国。只有《高丽史·金方庆传》中提到台风:“复亨中流矢,先登舟,遂引兵还。会夜大风雨,战舰触崖壁,多败,侁堕水死。”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日本气象学家荒川秀俊对“文永之役”中的台风做过研究。认为当时并无台风,因为在文永十一年十月二十日(即 1274 年 11 月 26 日)台风季节已经过去,而且值得信赖的文献中并没有当时曾发生过大风雨的记载。当然,荒川秀俊的观点并没有成为学界定论。

其实,考察战况,即使真有台风,也是在元军登陆并与日军激战不利后才出现。如果日军如南宋军一般一触即溃,元军早就可长驱直入,台风又能帮到日本什么呢?

“弘安之役”

元军失利败回,但统兵将领们隐瞒了损失,只对元世祖忽必烈汇报了“官军不整,又矢尽”。这使得忽必烈并未认为第一次失败是军事失利,只是认为准备不足,并认为已经给了日本足够的教训,可以“文服”了。

至元十二年(1275年),忽必烈派礼部侍郎杜世忠、兵部郎中何文著、计议官撒都鲁丁出使日本,再次宣谕。获得胜利的日本镰仓幕府打破“两国交兵不斩来使”的惯例,将三位使臣以及书状官董畏、高丽人徐赞共五人全部杀害。

如此决绝的态度,自然是准备好再次经受战争了。镰仓幕府增加了西日本的防御部署,并且在博多湾沿岸西起今津,东至箱崎,长达十多公里的地带修筑了一条高约六尺、厚约一丈的石坝,日本人称之为“元寇防垒”,随时准备迎战。

被斩杀使臣是奇耻大辱,元世祖忽必烈勃然大怒,不惜代价调集兵马钱粮准备二伐日本。至元十八年(1281 年),元军已经灭亡南宋,水军、物资都更为充足的忽必烈正式下诏东征。

此次东征声势比第一次浩大得多,共两路大军14万人马。东路军由忻都、洪荼丘率领4万作战部队,战船900艘,从高丽金州合浦出发;南路军由阿剌罕、范文虎、张禧率领10万江南军,战船3500艘,携带农具和稻种从扬子江口出发。两军约定于六月中旬在壹岐汇合,北路军主管作战,南路军负责在被占领区屯田,做长久打算。

当南路军出发前,主帅阿剌罕病倒无法成行,由阿塔海代领其军。阿塔海却因故迟迟不能到任,南路军只能由副帅、南宋降将范文虎统帅。

六月初,东路军绕过对马和壹岐,侵入博多湾,攻克了志贺岛。但因为镰仓幕府已经在博多湾附近建起了牢固的石堤,元军战舰竟找不到一处可以登陆的地点,“大战者数矣,船坏粮尽”,只好停泊在海面。

以后一个月里,元军多次强行登陆失败,日军也多次进行偷袭,双方各有损伤。战况胶着之下,元军退到肥前的鹰岛,等待南路军赶来会合。

七月初,南路军终于到达,两军会合,再次发动进攻。但在日军的顽强阻击下,仍然未能取得进展,反而损失惨重,“招讨使忽都哈斯等战没”。待到八月一日夜间,剧烈的台风再次来临,元军舰船大都捆绑在一起,面对如山巨浪,相互震撼撞击,“战船皆破坏终覆没,左副都元帅阿刺帖木儿以下溺死者无算,流尸随潮汐入浦口,积如邱陵”。只有张禧所部事先筑垒平户岛,隔五十步停泊战舰,这才避免了风涛袭击。

损失如此之巨,再加上对台风的恐惧,元军统帅们都已斗志全消,只想逃走。只有张禧没有气馁,劝道:“士卒溺死者半,其脱死者,皆壮士也。曷不趁其无回顾心,因粮于敌,以进战。”范文虎等人却说“还朝问罪,我辈当之,公不与也”,完全不予采纳。

八月五日,范文虎等人丢下部队,乘船逃走。张禧无奈之下只得尽量挽救士兵,平湖岛屯兵4000人没有船只,张禧叹道:“我安忍弃之!”将船上七十匹战马丢掉,将士兵装回。

饶是如此,近十万士兵仍被扔下,他们没有武器,又无战船,群龙无首。

这些无主孤军并未向日军投降,而是推举一位姓张的百户长为统帅,一面抵抗日军攻袭,一面伐木造船,准备回国。但是,孤立无援而又无装备的士兵们在日军包围剿杀下很快崩溃,十万人中大部分战死,余众两三万人被日军所俘。日本人将东征军战俘押送至八角岛(博多),“尽杀蒙古、高丽、汉人,谓新附军为唐人,不杀而奴之”。后世有人因为这条记载,认为日本人不杀南宋新附军是因为文化上的亲近感。其实,十万孤军中大部分是南宋新附军,日军杀起来并未手软,即使被俘而未杀者也都成为奴隶,境遇恐怕是生不如死。

这场战争,爆发于日本的弘安四年,因此被称为“弘安之役”。与“文永之役”台风是否来还有争议不同,这一次台风确实是来了,而且给元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害。可是,台风是在元军多次抢滩登陆不成、徘徊于海上进退维谷之际到来,只能算是对作战不利的元军雪上加霜。试想,两个月之久的作战,元军哪怕有一次能够登陆成功,台风都无法发挥作用。日军的严密防守与顽强作战,才是元军大败亏输的原因。

而丢下士兵逃跑的范文虎等人,回到元朝后并没有受到忽必烈的惩罚。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却能安然无恙,后世便有学者猜测,动用新附军征日本,本就是忽必烈的阴谋,是为了消耗掉既不信任又不能遣散的新附军。比如元史大家韩儒林先生便认为忽必烈“将南宋新附军派去打日本,充当炮灰”。范文虎丢下部队逃跑,借日本人的刀杀新附军,“不杀降而降人自消”,忽必烈自然不会惩罚这位逃跑将军。

若说忽必烈有消耗新附军的用心,这是不错的,但要说是借刀杀人,就有些诛心之论了。按照忽必烈的设想,是想让新附军作为占领军驻扎在日本,这样既可解决新附军问题,也可解决日本问题,但事与愿违。至于不惩罚范文虎等人,一是因为真正的主帅阿塔海迟迟不能到任,已经有很大责任;再加上弃军而逃的还有蒙古将军忻都等人,并不能全归咎于范文虎;何况南宋刚刚平定,范文虎作为南宋降将中地位很高的标杆性人物,惩罚过重会引起降人疑惧,自然也就从宽发落了。

“神风”心理

既然日本在两次战争中胜在“人事”,那么为何会如此推崇“神风”之说,似乎当时的日本只是一味求神拜佛、坐等“神风”降临歼灭“元寇”一般呢?

战争爆发时,全国笃信佛教的日本上下,确实将祈祷神佑作为抵抗的运动之一:“上皇本人曾经连续七天七夜不停地在八幡宫不动明王像前祈祷,而执权北条时宗竟然血书经卷,其他僧俗官民也都虔诚祈神佑国。”

由南宋东渡到日本的僧人,也用宗教鼓舞日本朝野士气。例如于咸淳五年(1269 年)东渡日本的大休正念,专门作法语为当时的执权北条时宗坚定抗敌的信心:“太守血书诸经,保扶国土……佛力与天力共运,圣力与凡力齐新。正恁么时,奏凯一句作磨生道。万人齐仰处,一箭定天山……我此日本国主帅平朝臣,深心学般若,为保亿兆民。外魔四来侵,举国生怖畏。朝臣发勇猛,出血书大经。《金刚》与《圆觉》,及于诸般若。精诚所感处,滴血化沧海。沧海渺无际,皆是佛功德。重重香水海,照见浮幢刹。诸佛坐宝莲,常说如是经。一句与一偈,一字与一画,悉化为神兵,犹如天帝释,与彼修罗战。念此般若力,皆获于胜捷。今此日本国亦愿佛加被。诸圣神武威,彼魔悉降伏。”

于祥兴二年(1279 年)东渡日本的无学祖元,更是在北条时宗拜谒时,向其提出:“春夏之间,博多扰骚,而一风才起,万舰扫荡。愿公不为虑也。”

既然天皇与执权都祈祷神佑,而高僧们又提出必然会有神佑,那么一切可以彰显神佑的现象都要被放大,“神风”之说也就深入人心。

神佑以台风的形式出现了,也证明了“日本永号神国,非可以智取,非可以力争”。在镰仓时代,日本佛教昌盛,形成了认为天竺(印度)位于世界的中央,而日本只是世界一隅的边土观念。随着佛教思想和日本本土神道教思想渐渐融合,日本人慢慢产生了一种菩萨诸佛皆为日本诸神“本地垂迹”的说法。所谓“本地垂迹”,又称本迹。意思是佛菩萨为救度众生,由自己之实身变化诸多分身,垂世以度化众生,那么菩萨的实身为本地,分身为垂迹。

按照这种独特观念,再加上两次抵御“元寇”有神迹相助,日本人的心理由自卑变为自负:日本虽然是边远小国,却是“神国”,日本人是神的子孙后代,受到诸神的护佑。比如《八幡愚童训》中,日人便鼓吹道:“蒙古乃犬之子孙,日本则神之末裔,神明及畜类如何对等相争?”

既然如此,推崇武士舍生忘死、保家卫国与宣传神佛加持天佑国土相比,自然后者更为高端大气。抵御元军的进袭,只提“神风”而不提人事,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。

这样的宣传和记忆,虽然对鼓舞民心士气大有好处,但副作用也流毒长远。既然日本有天神庇佑,永远不会沦亡,那么自高自大、以为天下无敌便是理所应当。明朝万历年间,刚刚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便出兵朝鲜,放言要征服中国乃至印度,虽遭失败,其自大却并未收敛。明治维新后,疯狂对外扩张的思想登峰造极,最终差点把日本送进万劫不复之地。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,日本将自杀式攻击的飞行部队称之为“神风特攻队”,便是这种影响最直接、也是最肤浅的展现。

所谓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。眼前的胜利居然会推演出数百年后的惨祸,虽然时间长了点,但毕竟“胜负到头终有报,只争来早与来迟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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